王平：延安《讲话》是新中国画的精神之脉
时间：2022-06-07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李可染先生曾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人认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画的厄运也会随之而来。似乎现实也是如此。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化大会期间举办的全国美展，301位作者中，中国画家只有27位，作品39件，仅占作品的十分之一。可见当时中国画的处境是惨淡的。然而，1953年9月，全国中国画展览举行时，有200多位作者和245件作品参加了展览。1955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展出国画(当时叫彩色水墨画)作品214件，占全部展出996件作品的21%；到1956年7月，760位作者和944幅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览。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间，中国画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创造了3354幅新中国画，这些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红色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一路传播的状态。其中包括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姜岩的《考考妈妈》、黎雄才的《为祖国寻找更多的资源》、关山月的《武汉防汛图》、赵望云的《新开发的公路》、石鲁的《雪天驮运图》、周昌谷的《古长城外》、唐文宣的《两只羊羔》、杨之光的《婆媳上冬学》、天蚕土豆的《一辈子第一回》、方增先的《工地探望》、刘继卣的010李奇《粒粒皆辛苦》、李硕卿《闹天宫》、王胜烈《兵车行》、《头等羊毛》、刘文熙《河清有日》、姚有多《爹去打老蒋》、钱松喦《洪荒风雪》、李可染《为祖国寻找资源》、张平《北平和平解放》等红色经典。
中国成立后，中国画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走向了新中国艺术舞台的中心。中国画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塑造了新国画？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中国画改革的争论和实践探索一直在进行，但中国画始终未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同情群众的画家，也出现了一些结合西方现实主义丰富和提高中国画表现能力的画家，甚至出现了一些关注劳动群众现实生活的作品。他们努力“走出象牙塔”和“走向大众”，但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根源在于他们文艺思想的局限性。当他们以拯救大众的姿态面对生活和大众时，就注定了他们的作品很难真正走进大众的内心。建国后，在“国画现代化”运动的进程中，一些中国画家也注重结合生活进行创新，但仍有深层次的思想因素制约着他们的自我突破。如1953年，王迅为“第一届全国中国画大展”题写《转战陕北》:“艺术家们开始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性，画面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如电线杆、火车、写实的房屋、干部服装的人物等。”但在这样的组合中，往往会出现明清山河突然开火车的情况，并不是真正的新国画。对此，王迅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还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审美思想和创造思想的问题。无论人遇到什么问题，花鸟山水都是共同的，画家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才能最终达到根据生活创作艺术的目的。”李华还说，“所以，改造中国画，最重要的是先改造画家的心灵，换一个新的心灵，新的世界观，新的艺术观，新的审美，新的阶级立场，才能产生新内容新局面的新中国画。”今天回顾建国初的这些经典，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关于建设新中国、革命历史、革命圣地和毛泽东的诗歌，其基本特征是鲜明的人民文艺立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想，这是中国画家思想转变的结果。改造中国画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都指向1942年毛泽东同志《小龙湫下一角》。延安《载歌行》围绕“我们的文艺为什么属于人民”和“如何服务”这两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人为什么存在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他还指出，“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了人民，首先是为了工农兵，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所用。”103010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从“思想改造”入手，紧密结合工农群众，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情感。
是中国新画家主动或被动地改造自己，在思想上接受延安《主席走遍全国》精神，认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确立“文艺为人民”的创作立场；在情感上，它真正与工农兵结合起来，表达甚至讴歌劳动人民的生活，这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中国画虽然经历了政治和经济困难的漩涡，此外，中国画也遇到了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干扰，以及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普及与提高、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方等辩证统一尺度的把握问题。但中国画依然可以高歌猛进。是延安《移山填谷》开启了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中国文艺的新时代。从这个角度看，延安《八女投江》是新中国画的精神脉动。
(作者是《雪夜送饭》社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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