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一种跨领域的地方营造实践
时间：2022-05-09 来源： 作者：华纳艺术网 点击次数：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巨大的农村变化。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从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到城乡协调发展两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回应不同的命题。如果说以城市为核心的历史阶段是在回应“如何快速发展”的要求，那么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日益关注就是在回应“如何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历史必然。
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到“看山，看水，记乡愁”，我们见证了这一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然而，由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和社会工作者发起的本地实践为学术和专业领域带来了新的力量。
10年来，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说明国家正在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方向。制度安排和政策的重叠体现了中国改善广大农村面貌、调整农业地区经济结构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现实意愿。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力量加强了与政府系统的合作，他们大多通过文艺、建筑、民宿、工艺、社区建设等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运动中。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农村社会关系，不同的区域和文化习俗，以及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正是乡村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参与乡村振兴的人们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和探索目的的差异，使得今天的实践者在相当艰难的实践中创造出不同的合作模式，并体现出吸收所有社会力量参与乡村事务的跨学科特征。
随着中国各地城市化进程的风起云涌，对高度现代化的反思带来了本土意识的觉醒。全球大规模流动、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的加剧，引起了人们对消费主义和可持续性的关注。乡土主义和乡村振兴成为人们重建乡土意识、社区秩序和生活图景的理论基础。尽管乡村振兴的实践是由策展人、建筑师、社会工作者和艺术家在不同背景下创立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活动从密集的中心城市转向了复杂而深远的村庄。面对千城一面的非本地性，农村似乎是最容易被识别的“地方”，也就是说——个村庄成为了热点。下乡逐渐成为年轻人工作生活的一个选项。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乡村从业者多年的工作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召唤。他们对乡村空间的编织、建构和激活，以及对身份的寻找和回归，重构了乡村的情感、记忆和归属感，为当下的乡土文化复兴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样本。
乡村振兴有赖于新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它必须深深植根于只有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获得认知的当地社会。同时，尊重农村的历史、文化、生态和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利益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通过观察在乡村工作的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的多元面孔，——文物保护、民居改造、旅游规划、环境管理、民宿运营、社区建设、产品开发等。我们对乡村、地方语境和自身工作的认知也在变化，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法，反思自己在地方事务中的角色。乡村振兴人通过“轻设计”、“可逆设计”或“不设计”，发展出了更适合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为当地提供了一套乡村价值重估方案，将多样复杂的社会情境转化为视觉和文化的复制。另一方面，我们也致力于点燃传统的农村互助精神，与村民协商合作，鼓励村民主导的“内生式”建设。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从外部引入更多的经济文化资源，让各种力量相互渗透，发挥效力，创造性地解决具体农村的具体问题，从而为当地嫁接更多的可能性。
10年来，各种跨学科的社会力量对乡村振兴模式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从一栋建筑的改造到全体村民的动员，从一个自然村落到县城的社会设计，先行者们都在寻找如何开展或溢出自己的专业工作，协调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重塑乡土文化，思考乡村的未来。今天，人们可能会问，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重新激活乡村的公共空间和主体性来扩展话语和地缘历史之外的意义，并实现社区成员的观察。如果说乡村振兴的策略是普遍调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那么存在于民间社会内外的乡村建设实践则是松散的或集中的。作为一种新的调节装置，它创造了浮动的地方关系，给人以新的地方体验。
良性的乡村振兴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造就的。乡村历史、风景、人文形成的场域在时间的尺度上绵延，丰厚的底蕴哺育了我们；而我们也希望动员更多的力量，围绕地方认同、归属感、可持续性和相应的文化理念，重新理解和建构乡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是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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